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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少林寺》经典画面吗？这位传奇老人走了……******
中新网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王诗尧)著名武术家、演员于海于1月16日去世，享年81岁。
于海是山东烟台人，1954年，年仅12岁的于海拜七星螳螂拳大师林景山为师，学习正宗的螳螂拳，由此开启了他的武术生涯。
李连杰(左)与于海(右)。图片来源：电影《少林寺》截图出演传奇电影《少林寺》
成为李连杰“客师”
1982年，一部名叫《少林寺》的电影，书写了一个“一毛钱一张电影票创下上亿票房”的奇迹。电影开拍之初，导演一改过去选用职业演员的惯例，全部采用了具备武术功底的专业人士，于海也因此被邀请参演了人生中第一个大银幕角色“昙宗大师”。
当时外界对于武术运动员出演电影颇为担心，认为他们并不懂得演戏，又如何能保证电影的质量？但是导演张鑫炎则一直坚持己见，他认为只有武术运动员才能真正表现出少林功夫的精髓。
在此背景下，七星螳螂拳传人于海早早被剧组看中。最终，电影《少林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4名武术运动员，主演李连杰就是其中一员。
电影《少林寺》截图据悉，李连杰出演这部电影之前，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时17岁的李连杰因为在电影《塞外夺宝》的演员海选中落选，正生着闷气。虽然知道导演张鑫炎正在为《少林寺》挑选演员，但他仍不愿意见，最后还是被运动队叫来面试，促成了这次合作。
电影里于海饰演的昙宗大师与李连杰饰演的小虎，二人是师徒关系。由此外界常把李连杰归为于海的得意门生，他曾解释道：“其实我只是他的客师，他的启蒙老师是原北京武术队的教练吴斌。一个武术运动员会有很多的客师，但是启蒙老师却只有一个。”不过，于海补充说：“我教过李连杰螳螂拳和陈氏太极拳，他是个很刻苦的孩子。”
于海参加节目讲述拍摄《少林寺》期间的故事。图片来源：央视截图“没有影迷，就没影星”
武打演员不受点伤不出色
据《少林寺》副导演、香港知名电影人施扬平透露，电影中每个演员都是武术指导，因此采用了“谁打谁编”的原则。这些具备真刀实枪功夫的演员，集体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武术盛宴。鹰拳、螳螂拳、三节棍、九节鞭等中华武术绝学，在电影里轮番登场，最终使《少林寺》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
虽然《少林寺》是于海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但是他依旧拿出全力以赴的武术精神完成拍摄。他说，当初拍摄时间非常紧张，而片中的马戏又很多，他便只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练习骑术，便投入拍摄。
螳螂拳传人于海。图片来源：央视截图影片中有一组于海在路上骑马疾驰的镜头，当时他的马速很快，拐弯时不巧被一棵杨树挡在了前面，正想收缰却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身子平飞了出去。出于本能，于海用两条胳膊护住了头部，但手臂却没能幸免：手腕、肘部脱臼，左手撞断。
《少林寺》上映后掀起了观影热潮，于海也跟着人气大涨，此后又接演了《南北少林》《太极宗师》《新少林寺》等影片。
电影《少林寺》动图越来越多影迷被于海精湛的武术表演所震撼，对他表达喜爱之情。渐渐地在一些公共场合，于海会遇到热情的影迷想要他签名、合影，即便当时他再累，也会一一满足影迷的要求。他说：“我永远记得，‘没有影迷就没影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话。”
知名度的提升丝毫不影响于海对武打表演的态度，“有时伤病还没好，打上石膏还得打，原地打、站着打。有时候站久了，脚肿得鞋都穿不进去。”他说，“练武术的就是脑袋比较木，自己也跟自己较劲，一定要达到那个程度。其实做武打演员，不受点伤、不受点痛是做不出色的。”
于海参加节目讲述拍摄《少林寺》期间的故事。图片来源：央视截图吴京悼念“老师一路走好”
网友不舍，分享童年回忆
1月17日凌晨，演员吴京发布微博悼念于海：“惊悉于海老师逝世，不胜悲痛。《功夫小子创情关》《太极宗师》《新少林寺》《少林武王》……仿佛还历历在目，于海老师一路走好。”
吴京发微博悼念于海。于海与吴京曾合作多部影片，他也对这名后辈青睐有加，“我对吴京比较熟悉，这个孩子很刻苦，当年一起拍《太极宗师》的时候，我就很看好他。”
对于于海的离世，许多网友也纷纷发文与其告别。有网友称，自己小时候最崇敬的功夫大师就是于海；也有人表示，他即使不是主角依旧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形容于海的作用就好像是顶梁柱，“有他当师傅，主角就会很有底气的感觉”。
网友悼念于海。还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一段儿时回忆，他说，小时候电视台播放《太极宗师》，每晚一集，有一次他家里的电视坏了，便去邻居家里看。当时他看到邻居家的姐姐正拿着日记本记主题曲，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当时的歌词“天已幕，月如初”。他表示，一瞬间，这些画面仿佛就在昨天。
“练武之人就该有向强手挑战的勇气。”虽然于海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秉持的武术精神仍将激励着许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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